《左传》之文学观

《左传》这部史书的文学观常与政治、文化、社会伦理、艺术等融为一体。主要体现为：一、称诗言志，借用现成的诗章来说明自己的意志，并往往表现为断章取义。二、美善相济，强调“立言”须服务于当时价值体系，但又不能忽视文辞的审美要求。三、和而不同，表现为文艺上的杂多而一，不同声律、风格相和谐的审美理想。四、中和之美，要求以理节情，温柔敦厚。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学院派文化特色概述

富有学术气象、文化意味、学院气息是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中国现代报纸副刊的出版过程中,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执掌、大学学生的积极参与成就了它们的学院派文化特色。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和对学术思想的启蒙则体现了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对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     

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民族文化英译的历时性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例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总和,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于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婚丧习俗、宗教祭祀、民族传说及民族史三个层面,考查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民族文化英译过程中体现的历时性特征.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民族文化信息在英译本中呈现出由缺损向保留逐渐过渡的历时性趋势,表明少数民族文化在英译过程中日益得到更多保留和再现.究其原因,主要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读者需求转变、中西方文学翻译策略的转变及译者主体性差异等三方面因素.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论伍德罗·威尔逊的文学观

伍德罗·威尔逊秉承基督教长老派思想,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反思科学主义,他批判结构主义造成的新迷信,坚持传统的文本解读策略。威尔逊的文学经典三原则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体现出世纪之交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其文学观的时代意义在于用新古典主义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清代钱塘闺阁词人文学生活探论?

清代钱塘闺秀的文学生活比较活跃，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一门风雅：家族内的几代女性都能吟诗作词，她们学词的途径通常是通过家族内部诸如父母的亲自教诲或拜社会上的名师学习或自学成材；其二，彼此唱酬：钱塘闺秀彼此间的唱酬也由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变成一种群体的、集中的文学活动。这些女性不仅在家族内部女性之间、夫妇之间、更与其他男性文人间接席联吟；其三，结集英华：她们产生了自觉的立言意识，因此她们有意识地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结集，或者她们的作品经由夫婿或其他男性文人结集，从而使得她们的文学成果能够保留下来。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